摆在我们面前的，既有国内民主法治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有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力的整体提升，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相比之下，英国作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又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与法国具有不同的风格。然而，历史有时真是吊诡：1860年秋天，正是这个文明国家的军队，伙同另外一个文明国家的军队，将中国的圆明园付之一炬。

正如一位法国朋友所讲，法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专制风险历来充满警惕。读至此处，不禁心生疑问：到了2019年，是否只有中国才能拯救世界呢？ （家红按：本文刊于2016年12月28日《法治周末》，略有删改。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所谓欧洲经验的普适性具有很大局限，因而是值得怀疑的。不管怎样，法国人对于大革命时代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长久以来十分保守。去年抵达法国没多久，巴黎就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死伤惨重，震惊世界。

的确，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度。一个国家的议会大楼长期向公众开放，并公开展示其议事程序规则，足见其内心无比的自豪与自信。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法治意义 这里，我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法治意义，其实是指言说者对该概念的一种主观评价态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在逻辑上是种属关系，与人类利益共同体、人类血缘共同体等概念构成并列关系，同属于人类共同体范围之内。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下，人是个体，从而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彰显。国家就是人类争夺自然资源而划地为界的产物，这与其他动物并无不同。第五，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普适价值为基础，可以为全人类所接受。

而如果要建立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与互动的关系，也就只能依赖于人造的规则来进行。两分法的不足在于，过度强调两个概念的区别意义，从而对两个概念之间模糊的边界会作绝对化的处理。

因此，国家这种共同体，在为某些正义关系的实现提供可能的同时，又对另一些正义关系的实现制造了障碍，后者尤其反映在全球正义关系方面。共同体与个体的法律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个体对于共同体的忠诚义务，和共同体对于个体的保护责任。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当且仅当对普遍人性的承认为前提才能成立。许多文章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概念的意义的， 或认为它是为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或认为它是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总结，或认为它是中国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展现。

在这类共同体中，个性往往是不受欢迎的标签。因强调同理和同利，从而化解了冲突与纷争。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范围来看是一个最大的人类共同体，它不仅可以将滕尼斯的共同体，也可以将滕尼斯的社会全都攘括其中，全人类都居于一个超级共同体中。因此，两分法的有效性，当且仅当两个概念的区别性质具有绝对意义时才能成立。

显而易见，这里的构建只能作呼吁、提倡、宣传、塑造等意思的理解，与将建构仅限于组织手段运用的理解完全不同，从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归为自发的共同体，而不能划入建构的共同体。前者反映了建构主导者的个人利益，后者则承载了建构共同体的正当性，两者并不完全一致。

共同体概念的相对性，不仅表现在滕尼斯所界定的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上，也表现在共同体与个体的关系上。显然，在共同体与个体的天平上，社会明显偏重于共同体，或者说，共同体淹没了个体，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是人们追求的第一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意，显然并不是说，要通过组织手段去建构一个实体性的人类超级共同体，而是说，要通过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促成、去塑造，甚至是去引领全人类朝着一个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进。着眼于全人类的全球正义，从而消弱了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共同体一方面在确定一群人为一个共同体时，也将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作了区分。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价值共同体，而不是实体共同体，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现利维坦的倾向。在共同体内部，个体会有一种心理归属感，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也知道别人和自己有同样的个人渴望，从而产生使人放心的效果。并且，由于建构的共同体包含了建构的目的，而建构目的又必然是某个或全部个体愿景的反映。

首先，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他说，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乃是它们的要素在应对其即时性环境的过程中遵循某些规则所产生的结果。

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想象彼此五百年前是一家，或者想象彼此都缘于某个不可证明的共同祖先时，共同体就产生了。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作一比较，两者在内部关系上的不同体现在：第一，国家是利益共同体，而利益往往存在冲突。

自生自发的共同体对应于前者，总体而言强调共同体对于个体的要求。当人们言说一个共同体时，至少意味着有一个共同体与之相对。

共同体概念的成立，是因为存在一个滕尼斯所说的社会概念的存在，以与共同体相对。因此，有通过所有的斗争、‘狼来了的呼叫和武力威胁，置身于一个共同体的感觉和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感觉，才能一直萦绕在心而不会消失。共同体不仅是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人际互动的基本形式。在这种观念下，领土主权几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和以前的许多魅力。

三是，也只有把国家看作是建构的共同体，在排除国家自生自发的人类学因素后，讨论国家的政治目的以及国家与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才有可能和才有意义。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当下联合国的框架下，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现象就经常发生。

主权学说构成了一个在概念上相互隔离、互不相连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由一些威胁和被威胁的共同体组成，还伴随着对‘国家崇拜。例如，当丈夫确认妻子所生子女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时，亲子关系就可能破裂。

自生自发这个概念，在哈耶克那里，是用来说明秩序的自我生成或源于内部，以与区别于人造的秩序。共同体的另一种形式方式就是人为建构。

从政治理论理解，一个国家当且仅当以保护个体权利作为其建构目的时，国家才有合法性。但是，建构的共同体则不同，共同体的加入与退出受到严格的规范限定。因此，当个体违反共同体的要求时，共同体便会启动对于个体的惩罚机制，最严重的就是除名，将个体从共同体中清除出去。对于共同体的评价，也是通过分析共同体的规则来进行。

竞争关系在建构型共同体中更是明显。第二，国家的个体或许是个人，或许是组织，或许是民族，。

因此，当下一些学者过度政治解读出来的意义，不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描述性意义不尽相符，也与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和宪法序言的内容有所偏离。在这里，滕尼斯采用的是两分法，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共同体与社会两种关系形式，并从两者对立的角度来认识和界定共同体的概念。

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在介绍一个人的时候，主要介绍其所属的共同体。不过，时下人们所热烈讨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的，而本文基于讨论的时代背景，也是从前一种意义来阐述。